■本报记者 柯进 实习生 冯薇

  7月17日，是季羡林先生灵堂开放的最后一天。北京大学百年纪念讲堂大厅外墙上，悬挂着“深切怀念季羡林先生”的条幅。大厅正中原有的景观墙前，临时搭起的黑色布墙上写着“沉痛悼念季羡林先生”，头戴绒帽、身穿深蓝色中山装的季羡林遗像，悬挂在大厅正中。

  尽管下着雨，仍有众多从四面八方赶来吊唁的人，三三两两地走进灵堂。其中，不乏白发苍苍的老者，有些人忍不住悲痛，流下了眼泪。除了偶尔有媒体拍照的声音，灵堂内外格外安静，仿佛怕惊扰了这位声名远播的著名学者。

  与在百年纪念讲堂里人们寄托哀思一样，在北京大学民主楼，北大外国语学院、北大东方学研究所和北大东方文学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季羡林先生追思会正在进行。80多名教授和学生聚集一堂，深情追忆季老治学为人的点点滴滴。与会人士从不同角度追忆与季老交往的故事，试图拼凑出一个完整的季老。

  北大外国语学院院长程朝翔教授深情回顾了与季老的交往史。他说：“我从2004年起，每年至少要到301医院看季老一次，听他讲各种各样的事情。即便在病榻之中，但只要与东方学科有关的人和事，他都能如数家珍。上个月我去看望他时，他讲到印度学研究时，提醒我一定要重视孟加拉语的系统研究。因为，他觉得，孟加拉与中国交往历史很久，其语言、文化非常值得我们去研究。”

  北大原东方学系教授陈嘉厚，是追思会上与季老共事时间最长的“战友”。他说：“季老对于中国文化，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和自信，他曾说，膜拜西方，贬低东方是不对的，我们不能把眼光只停留在西方一二百年的发展成就上，而应从宏观角度看待东方文化的精神内核。”

  86岁的黄宗鑑教授，原是北大东语系副主任，与季老在一起工作近20年。黄宗鑑哽咽着说：“在我心目中，季老是一个非常勤奋、有天赋的良师益友，值得后代学者不断学习。他为了翻译《罗摩衍那》，耗费了近10年时间，他研究糖史并撰写出了全世界第二部《糖史》，花在阅读史料和相关书籍上的时间，至少有10年。那时候，季羡林先生已经年近八十，连续几年，风雪无阻，每天步行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将一部《四库全书》翻了个遍。”

  斯人已逝，音容犹在。雨后的燕园，夏荷盛开着。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位季羡林老先生。北大原东语系党总支书记贺剑城教授说：“季老走了，他的精神永在，我们将以更加饱满的工作热情，完成他未竟的事业，以此缅怀季老，愿他一路走好。”